机器人

比尔·盖茨主张向机器人征税,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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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消失,早就不是新闻。国家税收应该向因机器人普及而失业的人群倾斜,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也是经济和科技界的流行观念。

  不过,与他们相比,盖茨的想法更进一步。盖茨认为,一个人类员工在工厂中创造了5万美元的价值,人类会为这个价值缴税,如果机器人创造相同的价值,企业也应该为机器人缴纳数额相当的税。这意味着盖茨支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机器人税,而不是提供简单的政策支持。

  这并非是盖茨异想天开,在现实中这个想法已变成一些政界人士的政策主张。2016年,欧洲议会议员玛蒂德尔沃就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如果机器人大规模代替人工,那政府就应向机器人所有者征税,税金用以资助因机器人失业人群的培训。反对者则认为,征收机器人税会对企业创新、就业竞争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最近,这项提案以396反对票、123赞成票,85弃权票的结果被驳回。

  不过,这不是向机器人征税的终结。今年1月,法国前教育部长伯努瓦·阿蒙成为法国总统选举的社会党候选人。他的主张和盖茨类似——对雇主使用机器人创造的“增加值”征税,数额与雇人要支付的“社会负担费用”相等,以便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

  虽然这一主张很难马上成为现实,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机器人更加普及,贫富差距依旧巨大,征收机器人税会成为越来越多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

  反对征机器人税的理由很“经典”,但在自动化浪潮面前缺乏说服力

  盖茨征收机器人税的主张,一直争议不小。很多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史清楚地表明,新技术造成失业是暂时的,新技术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终社会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对机器人征税,是阻碍技术进步,和过去那些捣毁机器的手工业者一样,既愚蠢又徒劳。

  然而,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在今天自动化生产浪潮下,不一定有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克菲将机器革命分为两次:第一次机器革命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以人工智能的应用为标志。

  蒸汽机的发明,是用物理动力来替代或者扩展人体肌肉,人类与机器动力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人类控制机器);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需要人脑管理和控制的工作也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它们的很多决定和指令还优于人类,这导致人类和机器成为互相代替关系(人类和机器成为对手),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很多传统的人类工作会在第二次机器革命阶段永远消失。

  即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它破坏就业的速度也比创造职位的速度快。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克菲用美国生产率和总就业人数的图表对此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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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显示,1947年到2000年,两条线的走势一直相似,就业岗位的增加呼应着生产率的提高。这表明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然而,从2000年开始,两条线开始相互偏离;生产率持续强劲上升,但就业率却突然衰退。到2011年,两条线之间出现明显差距,显示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职位增长。布莱恩约弗森和迈克菲将其称为“巨大的脱钩”。布莱恩约弗森认为,生产率的健康增长和就业岗位的疲弱增长背后的原因都是技术——技术有其黑暗的一面:技术进步使得很多类型的工作变得不再必要,普通工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

  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脱钩不能全都归罪于科技进步,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二次机器革命与过去非常不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机器人永久替代大部分人类工作,没有人能说得准。如果是前者,当然没有征机器人税的必要;但如果是后者(包括新增就业岗位长期不足),那么征收机器人税最终可能会是一个无奈而现实的选项。

  征机器人税,不是反对技术创新,而是让普通人更容易接受技术创新

  有人认为,征机器人税是反创新,无论理由为何,都不可接受。实际上,盖茨的征税建议,并不是反对创新,盖茨在采访中表示,如果人们对创新结果的畏惧超过了热情,会非常糟糕,这意味着人们不会促使机器人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与禁止某些机器人创新项目相比,征税当然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可见,盖茨并不是反对创新,而是希望通过征税来延缓新技术的应用,让普通人更易接受科技创新。盖茨并非杞人忧天,去年金融时报和高通公司的联合调查发现,全球精英(那些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生活在首都城市的人)对创新要比普通大众热情得多。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精英和普通人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不同认识,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类“选民造反”现象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之所以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是因为人们有学习的时间。哈佛大学的卡兹教授指出,20世纪初美国农业岗位大量减少,但许多农民可以接受中学教育,并进入工厂工作。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这提高了美国人的整体收入水平,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

  现在,新技术彻底改变世界的面貌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有科技人士认为,从一项新技术被引入到它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大概只需要5-7年。延缓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降低人们对科技进步的焦虑,还能给人们一个机会——通过学习和培训获得与机器人大规模应用相适应的技能,实现再就业。

  征机器人税有现实困境,却是在直面如何帮助“技术输家”这一难题

  征机器人税也有现实困境:机器人种类太多,征税标准难以确定;一国率先征收机器人税,企业很容易转移到对机器人友好的其他国家;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人和懒汉很难区分……

  那为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思考对机器人征税这项措施呢?这是因为机器人应用和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2016年,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中,有45%可能会实现自动化。这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2万亿美元的年薪。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2014年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技术革命带来的繁荣大都被投资者和技能最好的工人所获得,如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970年代的9%上升到22%。

  布莱恩约弗森和迈克菲两位教授认为,技术进步的提速还将继续扩大技术赢家和技术输家的差距,收入会更加不平等。数字技术更容易让赢者“通吃”,如自动化报税的程序设计者可能赚取上亿美元,而大量会计师可能因为失业身无分文。

  征机器人税有很多现实困难,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更不该用税收去阻碍创新;但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问题,我们不应因循守旧,有合理性的新想法都值得尝试,这样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布莱恩约弗森说过,技术进步可以改善经济、创造财富,但是没有一个经济学规律说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这是经济学肮脏的秘密之一”。在与机器的竞赛中,有些人会胜出,而另一些人会败下阵来。如何帮助这些输家分享经济增长,才是难度最大,最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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