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几乎是全球创新创业者的圣地麦加。
作为《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最近开启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10月26日，他在出席由华夏幸福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16产业中国年会”时说，硅谷可以被复制。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红利和巨大的市场红利，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攀升，中国必须把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优势和资本优势，必须学习硅谷模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落地供应侧改革，推动经济成功转型。
那么，到底哪些地方可以落地硅谷模式?参加产业年会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做了猜想，“中国经济还在调整，很可能冒出一个既不是深圳也不是杭州，比他们更加有特色的产业新城，比如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等等，我们非常期待。”
硅谷经验
要复制硅谷，第一步必须搞明白，硅谷模式是如何炼成的。
在阿伦•拉奥看来，硅谷的形成，至少有七个方面的因素，比如政府推动、创新机制、重视人才、冒险文化、大学众多等等。
首先，政府力量是硅谷模式的最初源动力。
硅谷最早的科技公司，无论是思科还是惠普，都和美国军方有着密切联系，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拥有或者控股这些公司，但是政府却是公司的金主、股东和初始客户。
1958年冷战之后，美国为了在空军力量上超越苏联，在硅谷搭建了一个军事机构DARPA。该部门为了实现自动驾驶，曾耗费巨资收拢人才，经过18个月，他们的汽车行驶了240米，这是当时自动驾驶技术的最好成绩。而且，DARPA在掌握这些技术之后，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把技术公开，共享给硅谷公司，随后，福特、谷歌等公司才开始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自动驾驶开始进入商业化落地阶段。
总之，政府对创新的鼓励，是硅谷最早发展起来的关键力量，不可或缺。
第二，一流大学集中，科研能力强大，创新激励机制完善。
硅谷附近聚集了多所全球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一流大学带来了一流的人才储备，整个硅谷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是在全美第二。
而硅谷的奠基人之一，就是被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教授Terman。他建立了一个硅谷最大的工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奠定了整个硅谷浓厚的科研创新气氛。
很多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都是辍学生，而这个风潮的起源者也是Terman教授。他鼓励研究生和教授们离开学校创业，创业成功就继续，不成功可以回来继续读书或者教书。Terman教授倡导的这一模式，打破了科学研究和创业创新之间的边界，让人才在科研和产业之间无缝流动，而这种双向流动的互通机制，又大大降低了创业创新的风险。
第三，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合力，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动力，通过大小高科技公司组成的产业集群，落地转化为科技生产力，而产业转化带来的巨大商业回报，最终反哺给科研机构、高校、政府，实现了“创新创造—成果转化—形成产业—效益回报—促进创新创造”的良性循环。
因此，回顾硅谷的发展史，就会发现，伟大的企业总是站立在前沿科技的风口上，双方同步前进，互补共生。
比如，硅谷的第一波浪潮的技术推动力始于国防。第二波浪潮由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推动，产生了英特尔公司。
第三波浪潮的产物是个人电脑，最具代表的人物当属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与微软创始人盖茨。
第四波是互联网浪潮，诞生了像谷歌(微博)、亚马逊、eBay等企业。
第五波浪潮则由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等推动。Facebook、Twitter、Linkedin、Snapchat、WeChat等爆发式涌现。
当然，硅谷还有另外一些优势，比如四季气候宜人、阳光明媚，配套的法律法规鼓励创新，投资机构众多，硅谷不到1%的人口，却吸引了全美40%的风投基金等等。但是总体而言，硅谷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科研、高校、企业等政产学研机构的合力推动，硅谷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产物。
寻找中国硅谷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科研机构和高校学府，中国从上到下，已经充分意识到，学习硅谷、鼓励创新，是呼应消费升级红利、落地供应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总裁赵威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产业中国年会上简要介绍了华夏幸福的观点：“经济转型离不开产业支持，而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科技、资本、环境等要素必须嫁接上创新因子，才能实现升级与突破。因此，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源动力，只有打造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才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秉承这一思想，华夏幸福积极对接全球创新智慧，通过创新和资本双轮驱动，以产业新城为载体，推动产业集群集聚，推动全球技术商业化，为释放产业源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不断探索新的路径。”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层面已经对鼓励创新达成了共识。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新常态必须匹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定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年12月，“中国制造2025”概念出炉等。
这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政策，都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并逐渐在各地落地，甚至在河北固安这样的县级市。
这个距离北京正南50公里的传统农业县，过去，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唯一的优势就是紧邻北京，而固安政府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创新性的引进了市场化的力量，比如，华夏幸福。
后者是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业务遍及全球50个区域，已在全国形成近百个区域级高端产业集群。
华夏幸福提出“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的技术商业化创新路径，建立起“孵化器-加速器-专业园区-产业新城”的产业培植链条，通过引入高科技的新兴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引入华夏幸福之初，固安2002年全年财政收入为1.1亿元;而2015年，固安全年财政收入达55.9亿元，实现近50倍的增长，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省县级第一梯队。
而固安的案例，正是政府机制创新的成果，从这一点来说，固安模式与硅谷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创新的最初原动力，都来自政府搭建的创新机制。
第二，学习硅谷，必须聚集全球一流的科研实力和全球一流的人才。
从这个竞争维度来说，距离硅谷最近的无疑是北京，和硅谷一样，这里聚集着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阿伦•拉奥认为，中国高校应该设计机制激励教授，让他们能够享有发明专利的部分所有权，也要重视科技专利的商业化，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帮助寻找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与教授一起商业化。
产业中国年会嘉宾、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金勤献认为，产学研转化必须搭建市场和技术的双轮驱动机制，需要大学和企业搭建合作共赢、利益共享机制。
目前清华大学已经初步建立了类斯坦福模式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在清华大学，知识产权收益和成果转化收入分成中，70%归教授，学生和院士则为30%左右。而且，清华大学的科研人员发明专利后，清华大学会引进大小企业和风投机构，帮助前者把智力成果实现商业变现。
第三，通过创新的企业主体，构建产业集群，承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支撑硅谷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力量。
华夏幸福和清华大学和合作，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全球一流高校的创新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加速器和发动机。
华夏幸福已经开始搭建全球化的高校合作网络。2015年1月清华大学与华夏幸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华夏幸福两年内出资3000万，联合清华大学，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联合打造产、学、研互融互通的校企产业创新平台。华夏幸福已经与30多家科研院所达成校企合作，与100多家研发机构对接，构建了一个融合国内外院校、企业资源的孵化创新生态体系，打破科研创新和企业发展、产业升级之间的边界，实现产学研的跨界融合、互促互助、共生共赢。
华夏幸福离硅谷有多远
具体而言，华夏幸福从硅谷得到了什么启示?
靠近大学聚集地。华夏幸福产业布局的选址精准。华夏幸福的京津冀布局，就像硅谷之于旧金山，在大城市边缘，能够充分利用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资源。另外，环京经济带房价较低，在连接全球一流高校的同时，巧妙规避了北京和硅谷高昂的住房成本。
第二，引入高科技人才，孵化创新高科技企业。对拥有技术含量、技术发明的企业，华夏幸福会通过发掘、发现，到后期的支持、扶持，帮助他们从技术走向应用。通过推动产业的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区域及县域经济的发展。
比如，华夏幸福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引入了拥有60余项国际专利的美国休士顿大学生物学博士刘宏宇。园区为德益阳光进行厂房定制，为期量身定制服务，在注册公司、新药审批等方面为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搭建了沟桥梁等，在园区的帮助下，其生物医药的技术成果即将投入市场。
目前，华夏幸福联合太库科技搭建创新孵化平台，形成了覆盖6个国家与地区的全球创新网络，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德国柏林、韩国首尔等地设立了16个孵化器，孵化企业319家，融资总额15.3亿元，估值180亿元，产生知识产权专利512项。
第三，华夏幸福搭已与4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正在构建高科技产业集群。仍以固安为例，华夏幸福在进入固安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区域打造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强的高端产业集群。聚焦10大产业方向，华夏幸福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群集聚，逐步构建产业平台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了近百个区域级产业集群。
未来5-10年，中国GDP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正是新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因此，中国必须借鉴硅谷模式，用创新撬动供应侧改革，重塑升级产业链条，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呼应消费升级的巨大红利，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成就经济实力强大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