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柳华芳
从武汉出现新冠状病毒消息之后，我一直担心，会不会是非典卷土重来，没想到在春节期间爆发了，让国人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疫情动态不必多言，各大新闻APP、朋友圈、微博都随处可见，小区里很少人走动了，北京的马路上也非常冷清，连老家山东的村庄已经设立关卡，严控外部人口进村，这是一场全民战争。
疫苗研发需要时间，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可能需要几个月，疫情会持续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钟南山院士让大家减少聚集、戴好口罩，除了听话，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等待医疗生物战线的捷报吧。
每一次传染性的重大疫情，都是一次国难，会死伤很多同胞，也会让很多实体商业遭受致命打击。毫无疑问，在疫情警报没有解除之前，旅游、酒店、餐饮、交通等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此时此刻，很多迷恋于各种野味的国人，应该醒醒了，无知的贪吃癖好，却带来国家灾难，实在让人痛心。
疫情危城，未来如何？
武汉封城了，正在建设集中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小汤山医院”，全国的每个城市、每个乡镇、每个村庄、每个小区都很紧张。
我在想，上一次是非典，这一次是新型冠状病毒，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是否每一次都要全民战争。
我们的城市一个个都差不多，到处是动辄三十层的高层住宅，用水、防火、维护等难度都很大，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产生的服务便利度也很高，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的负面能量也更高。
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疫情，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武汉春运期间走出去了几百万人，进进出出，以致于潜在传染人群规模太大，不容易进行精确锁定，也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城市规划，一个个超级城市、大城市起来了，资源密集于大都市，小城市很容易随之衰落，造成了大都市、大迁徙的社会学特征。
这一次是武汉，但是，换成任何一个超级城市，也很难迅速解决此类问题，这是城市人口密度、高流动性的结构弊端。
当年，非典对香港的打击非常之大，香港人口密度也很大，这类问题在东亚比较普遍，欧美人口密度度相对低很多。
未来，我们是用大数据来强化集中式的超级城市，还是分布式地构建城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超级城市
现在的超级城市已经不是过去的概念，因为全城是摄像头，警方甚至可以做到远程人脸识别，电力、燃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治理也进入到智能化时代，城市大脑已经进化到比较先进了。
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税收、房产、车辆、信用等要素都可以实现云端化，进而大数据处理，通过计算机来提升城市的数字化治理能力，这个趋势在中国已经在加速推进。比如，在我老家山东，成立了省一级的大数据局，将各县市的网站进行了数据打通和平台一体化，一个账号可以登录山东全部政府网站，并进行留言互动，类似机制也在推进到税务、警务、社保等诸多领域。
从技术维度，超级城市的治理不是问题，AI时代会更牛，计算机可以减低城市治理的人力成本，也会让各地区的政务水平得到提高，让服务更加透明化。
但是，面对传染性疫情的时候，网络技术起不到关键作用，一旦进入隔离状态，那么，城市生活容易陷入半瘫痪，连带的房产、餐饮、培训等都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这些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那么，下一步，是构建灾难、疫情的不可抗力超级模型，还是改造城市的构造思路呢？
互联网时代，网络办公协同软件越来越先进，已经没有必要将人聚集到超级城市了，但是，我们的超级城市似乎还在GDP崇拜中加速度，这个矛盾不解决，未来东亚模式会越来越纠结。
分布式计算时代，集中化的超级都市
微信是一个了不起的产品，带来了一个去中心化式的生态，但是，微信生态并非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生态，而是一个超级中心节点的蜂巢生态。微信将基础构架做好，释放生产力给千万内容生产者或商业组织，从来形成某种去中心化样子的生态。
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是真正的分布式生态，是真正的去中心化，但是，管理挑战太大，不容易成为主流国家的管理机制模型。
我们的超级都市是集中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基础构架能力不行造成的，生产要素还需要线性聚集来挤压成本空间。
在我看来，国家层面的超级计算中心，进行底层核心构架，并设计大量的API接口，通过API接口的权限等级进行分配，让大小城市只需要进行API化管理，从而让城市治理模型轻量化，进而可以避免城市纷纷走向大都市化。
以我家乡烟台为例，我十分反对现在的高楼大厦模式，丘陵地形，本可以进行分布式的城市社区规划，需要创新水、燃气、垃圾处理等服务能力和技术，而不是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最后让小城市得上大城市病。
我国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但农村人口基础很大，真正在各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并不是特别大，而中国现在却走向了一个强化地级市、不断并区摊大饼的路径上，在超级城市之后，基层也在走集中化路线。
县一级的小城市，才是中国活力之源，是分布式城市服务能力的生态节点，只要把大城市治理能力和标准输出到小城市，并进行数字化，那么，中国人口应该沉淀在县一级，而不是超级大都市。
大学密集于大都市，不是好现象
超级大都市优点很多，缺点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基础生存成本拉升。以现在的北京为例，应届生的薪水确实很高了，动辄一两万，但是，面对北京房价依旧望洋兴叹，年轻人需要玩命奋斗很多很多年，才能有自己的小家园，最后几百万积累转换成一堆钢筋混凝土。
对于互联网等高收入行业来说，北上广的高房价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中国大学基本密集于大都市，意味着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也必须在超高生存压力下生活。于是，我们看到大学教师变成了商人，研究生变成了教授的免费工人，聪明的学子忙于赚钱发财，那么，科技研发的冷板凳谁去坐？
斯坦福、剑桥等欧美名校基本上都在小城镇，远离大都市，让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专心从业，也让学生们可以更安心学习。看看清华、北大，原来也在城市外围，后来随着城市扩张才被包进去了，当下的中国大学城很多是配套畸形状态。
60 70 80 90 这四代人的大学生涯，有一部功能是农村学子进城见市面，帮助年轻人融入城市，但是，00之后的大学生人群可能是城市孩子比例更高，他们不再有城市文化融入问题，可以更专注于大学的专业职能。
当下的中国，房地产绑架了实体经济，也绑架了几代人，也倒逼压迫了很多领域的人才走向。是解决房地产问题，还是还给大学一片天空，怎么做，才是最有利于未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