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深圳显然有其特殊的地方。“深圳打工的都是外来人，他们想我是来赚钱的，回去是光宗耀祖的，你不让我加班挣钱我还不干，人家都是来努力追逐梦 想的，自然压力更大。”富士康的内部人士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 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 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十连跳”也给整个富士康管理层笼罩了一层沉重的心理压力，但这不仅限于来自自杀员工家属及社会公众的压力，同时还会掺杂着一些奇怪的事情。
芮新明对本报表示，“九连跳”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有员工威胁，如果不给换工作就跳楼，不是有10万块吗。有人甚至拿自杀做 谈判的筹码。“一个女员工说，我要养家糊口，要养父母，不给就跳，最初的开价是30万，两天后的要价是108万，已经纠缠一个礼拜了。富士康已经通知了她 的家属，但是她的家属不来。”
代工的黄昏
现在，富士康正在设计在宿舍楼下的铺网模式来阻止跳楼，这项工程将耗资上亿。为了让员工的压力得到排遣，富士康还专门设计了发泄室，打击橡皮假 人，并展开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预防措施，开设了一个有十几个接线员的心理咨询热线。
但如果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富士康在管理机制上出了问题，这些补救措施可以起到的作用仍然有限。代工业日薄西山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是这场 悲剧幕后的动因。
依靠代工业务起家的富士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基地。
但是2008年终结了富士康的成长神话。毛利的大幅衰退和订单的减少让整个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税后净利比前年锐减了83%。
为了应对快速下滑的利润率，郭台铭罕见地食言，开始生产笔记本、主板等自有品牌，并通过继续扩大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改善供应链和自建渠道来提高 利润。
富士康的转型有更多的被迫成分，整个代工业都已临近黄昏。“1990年广达代工笔记本的时候，毛利是20%-30%，现在不到5%；富士康代工 的PC在2000年的时候，毛利是10%，现在不到3%”，富士康的上述资深台籍人士说。与毛利急剧下滑相反的是，用工成本飙升。“2004年普通工人的 基本工资是500多元，如今深圳即将实施的新工资标准在1000元以上，5年时间翻了一倍”。
客户要求降价，工人要求涨工资，在这个夹心饼干中，富士康开始向中国内地人力成本更低和税收更优惠的地方流动。据富士康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富士 康的FHWLBG事业群主要服务于NOKIA和MOTO，正准备向河北廊坊搬迁，“富士康和深圳签的税收优惠即将到期，廊坊给富士康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只 有富士康在深圳现在税收的45%”。
定位于全球产业链最底端的代工业，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梦想逐渐破碎后，让富士康的管理层也看不到希望，富士康一位台籍管理者说，“代工肯定 是个夕阳产业，什么时候中国13亿人共同富裕了，就不需要代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