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主办学，还是改造成非营利机构，打工子弟学校都面临着重重困境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8月20日，离开学仅仅还有十天时间，李阳终于等来了自己学校不必取缔的消息，心里总算舒了口气。他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打工子弟学校育红学校的创办人。此前，由于其校舍是违章建筑，曾被政府责令停止办学。
今年8月份以来，北京新一轮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风暴再次引发全社会对打工子弟受教育权利的思考。有媒体分析，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避免因打工子弟教育搞得太好而导致“洼地效应”，是政府相关部门在此次关停潮中的逻辑起点。而随着开学临近，在关停之列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却面临无学可上的境地。面对硬邦邦的现实，政府不得不随后做出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此失学”。
然而，李阳却并不安心。那些重新开学的打工子弟学校，会不会在明年、后年，再次重蹈覆辙？打工子弟们的受教育权如何得以确保？政府在此应如何作为？这些都是萦绕在他脑海里的问题，或许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命题。
“改变世界历史的许多伟人们，都有过童年迁徙的经历。农民工子女有着与伟人们一样的童年经历，他们中的精英很有可能成为伟大人物，改变中国历史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这是挂在“新公民计划”项目办公室里的一句话，该项目由南都基金会发起，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环境。
劫后重生
去年，李阳刚刚投入100多万元，拆掉学校原来的七八间平房，修建了一栋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两层教学楼，却因没有房产证，不能证明教学楼的合法性。
“房产证，我怎么可能办到？！”作为一个在当地租地办学的外来者，李阳有些无奈，去年修建时，该所小学的设计图通过了相关部门的验收，建筑质量达到了八级抗震标准。
与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一样，李阳也是从“自救”开始走上办学道路的。1997年，他辞掉河南老家的工作，带妻儿到北京打工。彼时从事医药行业的他，很快遇到一个切身难题：自己已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无学可上。“当时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又很少。”无奈之下，在老家当过民办教师的妻子买来课本，在家中自己辅导孩子功课，从学前班一直教到小学二年级。渐渐地，这也吸引了周围打工的老乡，他们纷纷也把无人看管的孩子送了过来。
四年前，李阳花费20万元转让费，正式从一名老乡手里接管育红学校。去年暑假翻修校舍花掉他几十万积蓄后，他已欠下70万元外债。“后来装空调实在没钱了，还借了7万元高利贷。”李阳对《中国慈善家》说。
但5月中旬，育红学校还是传来了即将被关停的消息，李阳着急了。“从5月到8月，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他甚至做好了回家种地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