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命，正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致死，此后已经实行了20年的收容制度被废除，暂住证制度改革。
2016年4月，大学生魏则西因被虚假医疗广告误导死于莆田系医院之手，此后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最终百度裁撤医疗事业部。
2016年8月，大学生徐玉玉因被电信诈骗9000元内疚而死，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电信的实名制督查检查。
不出事就没人关注，不死人就不能解决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对社会缺乏科学管理现状的描述，但至少还存在一条底线即：出了事还有有人看，死人了人还能解决问题。
但现在，这个似乎连这个底线都要守不住了。
今年23岁的李文星出生于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去年刚从东北大学的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毕业。
2017年5月15日，李文星通过BOSS直聘APP与“北京科蓝”公司人事部薛婷婷取得联系。5天后，他离开北京住所，前往位于天津的公司报到，逐渐和家人、朋友减少联系。
2017年7月14日，李文星的遗体，在天津市静海区一处水坑内被发现。7月22日，警方送检后的尸体火化，李文星叔叔“用双肩包把孩子骨灰背回山东德州”。
李文星家人在社交网络上留下悲愤欲绝的三句话：孩子没了，虚假招聘，无人援手。
如果不是教育类媒体芥末堆从社交网站上发现了他的家人，发现了他的故事，燃成了今天的星火燎原，那么他今天的死亡就将无足轻重，仿佛只是一粒尘埃被从地球上抹去了。
李文星，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一个家庭中唯一的大学生，全家人的希望与骄傲……如今却死的如此卑微，难怪六神磊磊不禁感叹到：死都不行，还要死成网红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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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成了网红，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呢？认真看了看，发现情况未必如此：
有人说，李文星事件，问题出在Boss直聘身上，是平台疏忽了监管，将招聘者的身份审核不严，导致了这场悲剧。
Boss直聘说：这不怪我啊，我只是个信息中介平台，要怪万恶的传销；我已经修改了平台的认证规则以后不会再犯了。
又有人说，李文星事件，问题出在万恶的传销组织身上，是他们为了牟利限制人生自由，为迫害钱财，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传销组织说：我也不想啊，能做好人谁愿意做坏人啊，我们只是想生活的好一点，要怪就怪社会让我们没有正当的办法赚钱，只要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多生活与底层的人又无路可走的人，传销就不会灭绝。
还有人说，李文星事件，问题出在媒体无能与政府缺位上了，是他们纵容了传销组织的存在，没能维护社会的秩序，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媒体及政府说：呵呵，怪我咯？
但这么转了一圈之后，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不是全部责任的载体，你也很难说清楚：具体哪个机构里的哪个人应该为大学生李文星之死负上全部责任。
进而你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真正防治下一个李文星的出现：
平台改进监管制度？Boss直聘刚上线企业认证制度，就有人上淘宝53块钱买来一个企业账号，轻松绕过所有监管；
传销组织弃恶从良？呵呵，这里不是小说频道；
媒体呼吁？事件出来了以后，已经出了那么多的10w＋和404，还要如何呼吁？
政府整改？整谁？招聘平台吗？改谁？传销团伙吗？哪一个又能是一年半载能处理好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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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事就没人关注，不死人就不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每一件事都要积压到非处理不可时才来处理，结局只会是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最后慢慢真疼也不管用了。
以BOSS直聘为例，它的这个平台监管漏洞从它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2015年它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16年引发了几次诈骗，但没有引发关注；到2017年年中，一个生命消失了。
Boss直聘，从出身到出事只用了3年，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风险都被以保增长的名义所忽略了，在一个又一个偏向增长而非安全的选项之后，安全问题终于陡然爆炸！
李文星事件的发生，对BOSS直聘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在这个时候，即使创始人想要重新选择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一书中，作者汤姆·彼得斯讨论过一个问题，假如 FAA 提前要求民航飞机都安装防暴舱门，是否能够防止 911 事件的发生？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提案并不会得到支持，反而会受到来自航空公司的阻力，考虑到成本、载重等等因素。
在911的问题上，美国人和我们面对了同样的处境，也做了相似的选择：面对必然的增长，和偶然的风险，选择增长是更普遍的选择——于是，有了911.
但在911以后，痛定思痛的美国人已经懂得如何重新做这道选题了，而李文星事件是否有机会成为中国网络招聘界的911呢？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相比于无限的探讨这个社会有多么黑暗，传销组织有多么邪恶，倪叔认为：重新关注当下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或许更为重要！
想想看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是多么严峻的生存环境：入学前有电信诈骗，入学后还有医疗广告，裸条，高利贷，毕业后有传销，现在针对大学生的互联网犯罪，真是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无死角。
每一大学生，能好好活到现在，真是都要感谢胡建人的不杀之恩！
随着我们生活日益的被互联网化，今天我们在使用的很多新互联网服务，无论是一对一招聘，打车还是外卖都距离人们的生活更近，也比早年的网上购物，看新闻，看视频更容易造成不可逆的社会伤害。
如果我们会做的依然只是：出了事情才来关注，死了人才来解决的话，那么下一个大学生之死的发生就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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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倪叔短暂的30年生命里，在有印象的记忆中，这已经是第5次遇上标杆性的“大学生之死”事件了。
每次的大学生之死都关联着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焦灼的社会情绪，但往往我们的讨论与我们的处理方式一样，都只围绕于事件最表层的冲突与矛盾。
在这次的李文星事件当中，好奇心日报的一篇《李文星的悲剧，是互联网公司增长模式出了问题 》虽然话题并不讨喜，但窃以为是反思程度颇高的一篇作品。
或许会有人问：好奇心日报你为什么揪着Boss直聘不放，揪着互联网不放，为何不声讨万恶的传销组织，为何不声讨无能的媒体与缺位的政府。
倪叔窃以为：追问的意义在于在接受现状的情况下，找寻改进的方法，面对共同的困境，有一种态度是别人改进了，我才改进；而另一种态度是：看到了问题，我先改进这样才能带动他人改进。
在中国过去20年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是高度获取社会关注及资金支持的高增长行业，好奇心日报向互联网同仁喊话的意义也在于：如果连要依靠良好的网络环境来经营我们事业的互联网人都不愿意做向前一步的人，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指望谁能成为那个主动改进的人呢？是利益熏心的传销头目还是永远要为所有事情负责的政府呢？
倪叔知道这些话听并不好听，也没有多少人爱听，微信朋友圈没有情绪共鸣就没有转发，但倪叔只是希望简简单单把事情说清，毕竟以一个人的死亡为契机来获取流量与粉丝，这样的人血馒头不沾也罢。
在我看来对这个世界最冷漠的做法就是：等他死了，我们写成10万＋，让你们在朋友圈里转发，然后一起把这件事彻底忘掉，仿佛从来不曾发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