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抖音、快手的短视频信息流中，爱回收（母公司万物新生）的广告无孔不入，它们凭借海量的投放，成功地将“高价回收”的品牌心智植入用户脑海，并招揽了大量生意。
然而，在这片繁荣之下，一场由“压价”引发的信任危机正在急剧发酵。
“两个标准”：线上估价与线下“找茬”的巨大鸿沟
爱回收的商业模式中，C端用户的信任本应是最关键的一环，但如今正沦为其最短的短板。
根据新浪科技《BUG》栏目的随机探访和大量消费者的社交媒体投诉，爱回收的“压价”流程已近乎标准化：线上以高估价吸引用户，线下则通过“专业”检测“找茬”，最终以远低于预期的价格成交。
这种线上线下估价系统的不一致，是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在线上，用户仅需勾选少数模糊选项，便能得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价格。但到了线下，检测标准的主动权便彻底反转。
数据上的巨大落差： 一位消费者的手机在线上评估系统获得了5060元的估价，但到店后，工作人员以存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划痕和氧化点为由，最终仅以约4500元成交。更有甚者，有网友的国行iPhone 13 Pro Max线上报价2560元，在经历了近一小时的现场检测后，报价骤降至1300元，降幅接近50%。
“专业”的压价理由： “内屏损伤”和“划痕”是两大“法宝”。一部线上估值210元的一加手机，被以“内屏损伤”为由压至150元，差值达28.57%。另一部线上估值超800元的小米13，则被压价至650元。讽刺的是，即使用户按照爱回收App自家的屏幕损伤自测方法（白屏下看是否有重影斑块）检测，显示并无问题，线下仍会被断定为屏幕损坏。
“标准”的随意解释： 当消费者面对“一会说有划痕，一会说有黑斑”的指控，并表示“根本看不见瑕疵”时，工作人员往往会轻描淡写地回应：“您自己看，和我们看，两个标准不一样”。
这种信息不对称被利用到了极致。当被问及回购同款手机时，工作人员坦言，至少要在回收价基础上加价1000元，另一款三星折叠屏的加价更是高达1300元。
截至目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爱回收”的投诉量已高达20347条，其中绝大部分都指向恶意压价。
创始人IP“翻车”：巨额套现与“大型投诉现场”的背离
线上的“压价”风波，也正反噬到公司的顶层设计。今年5月，爱回收创始人、CEO陈雪峰高调开通个人视频号，试图打造“百亿CEO”IP以提升品牌影响力。然而，与预期相反，他的评论区迅速沦为“大型投诉现场”，汇聚了商业链条上的各方不满。
既有批评“拍机堂”不专业、恶意压价的卖方，也有投诉从“拍拍”买到质量差手机的买方，甚至还有疑似员工直接点名管理层，控诉其“频频罚款且无明细”。
其中，一则“购买1.6万手机被系统收取16万”并晒出付款截图的投诉尤为触目惊心。
这种公开的品牌信誉“翻车”，与爱回收的财务状况和创始人的资本运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司层面的长期“烧钱”： 据公开财报，爱回收母公司万物新生曾多年亏损，7年间累计亏损超40亿元，仅2022年亏损额就高达24.68亿元。直到去年年报，公司仍微亏0.08亿元。
创始人层面的大手笔套现： 公司的连续亏损，并未妨碍创始人的巨额套现。早在上市前夕，陈雪峰便先后两次减持共计199万股，另一创始人孙文俊也卖出了约60万股，这两次减持总计可获得约3000万美金。
一边是公司在“烧钱”中成长，急需用户信任来维系其C2B根基；另一边是创始人高位套现，其个人IP又被用户的怒火淹没，这种强烈的背离，让爱回收的“用户体验”显得苍白无力。
高昂成本与“政策红利”下的盈利隐忧
爱回收的“压价”顽疾，或许并非简单的员工道德问题，而是其商业模式的必然。
爱回收的业务线横跨C2B（爱回收）、B2B（拍机堂）和B2C（拍拍），这种重资产、长链条的模式，意味着其必须承担高昂的线下渠道成本和人工成本。
因此，线下压价成了“中间商赚差价”来维持平衡的必然选择。但这种选择，正面临C2C（消费者间自行交易）模式的直接蚕食。
更值得警惕的是，爱回收近期财报的好转——2025年第二季度营收达49.9亿元，同比增长32.2%——其“扭亏”的动力来源可能并不稳固。
这与2025年上半年国家密集出台的“以旧换新”、“数码焕新计划”等政策红利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发放的补贴券，直接推高了消费者的回收意愿，为平台带来了短期交易高峰。
然而，政策红利终会退坡。当补贴消失，市场行情变化，消费者的回收热度随之降温，爱回收的回收货量和单均利润也必将缩水。
届时，一个在用户端早已失去信任、又在C2C模式挤压下失去成本优势的平台，还能依靠什么来维系其“万物新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