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伊甸园》中更加明确地探究了受虐关系,依据凡狄纳所言这部小说“带有比以往更多的与马索克的《穿裘皮的维纳斯》的相似之处”。虽然大卫和凯瑟琳并没有像万达和塞弗林那样订立一个显性的(主奴)契约,但凡狄纳认为“凯瑟琳对大卫决定权的保证意味着他同意她对其阳具的占有和他们的口头契约以保护他们的秘密”。贯穿于这部小说的一点是,凯瑟琳扮演了一个性攻击者的角色,而“大卫似乎十分乐于在他的妻子的性统治面前扮演服从角色”。但在小说的后面,当凯瑟琳开始写作,其作为一个艺术家而试图篡夺大卫的男性权威时,便因此“违背了通过适宜的竞争者而实现的 ‘受虐理想’”。像《穿裘皮的维纳斯》的结尾塞弗林终止了他与万达之间的关系一样,大卫亦终止了其与凯瑟琳的受虐经历。由此对《伊甸园》的论证,凡狄纳并不对在海明威小说中过分简单的对犯罪倾向的颂扬片段感兴趣。凡狄纳而是认为在全书中颠覆性的性动因总是与更为传统的、或有伤风化的海明威的男性角色的态度相竞争,所以这些男性角色常常同时地否认或重新肯定他们的男性法则(codes of masculinity)。换句话说,“当重新铭刻男性气概的传统准则的时候,海明威的作品给予受虐所固有的屈从以慰藉”。最后,凡狄纳总结道“因其彻底对20世纪一些父权制的表现形式的颠覆,我们对海明威由衷感谢,即便我们几乎不能自称这就是他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