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电商打假问题再度升温，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微博发声，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雷军、柳传志、刘永好等企业家相继声援。3月8日，就在马云微博向社会坦陈根治假货重在完善立法加重刑罚的后一天，阿里巴巴再次启动诉讼，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将一家出售假猫粮的淘宝店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
而早在年1月，阿里巴巴首次起诉售假店铺，将一家销售假冒施华洛世奇的店铺诉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而目前该案仍在等待开庭。阿里内部将起诉平台售假者定为一场持久战，在打响电商平台假货治本第一枪之后，「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假货」，喊出了阿里的决心，亦道出了几分无奈。
再诉售假店铺，阿里年投10亿背后的无奈
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资深总监倪良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阿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超5000人的「打假」志愿者，加上平台治理部2000员工，每年投入10亿元用于打假。然而，「不足1%」，是2016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认定和处理的4495条销售额超过5万元起刑点制假售假案件线索中，最终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其中执法机关接收1184件，破案469件，但被判刑的仅33例。而被判决的47人中，只有10人入狱，其余皆被处以缓刑。这里还不包括阿里查出的那些未达到5万元起刑点，无法使用法律武器打击的众多制假售假线索。
数十年来长存于线下的假货问题，随着淘宝的诞生，成为了伴随其蓬勃发展的一个毒瘤，今天更成为了众多电商平台挥之不去的阴影。阿里对于打假投入之大，历时之久无需赘述，尽管今年1月，在阿里巴巴的倡议下，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在杭州成立，引入全球著名厂商、政府诸多部门、以及阿里巴巴三方构建大数据打假联盟，让阿里的打假行动再添利器。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作为平台方阿里面对猖獗的制假售假，只能做两件事：下架关店、起诉店主。
平台治假之痛，处罚轻意识淡是两大硬伤
制假售假屡禁不止，不仅让消费者蒙受损失，更让平台不堪其扰。而依靠平台治假的两大硬伤，无疑是犯罪成本太低和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我国针对制假售假的惩处，至今仍然沿用的是199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它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1993年的罚款力度，与制假售假的暴利相比较，5万元以下和10万元以下两档罚款，显然起不到多大的震慑力。
反观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商标保护法》个人罚款最高达到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00万元)，公司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近1亿元)。而且，制假售假还将面临刑事处罚，10年以上乃至终生监禁。法国则遵循买卖同罪原则，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要面临高达3333欧元(约5000美元)的高额罚款。
相比之下，法律的脱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打假难有根本性突破。同时，电商平台上仿款、同款的商品仍然让不少消费者趋之若鹜，与法国的买卖同罪相比，消费者对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无异于在用脚投票，给予了制假售假者存活的空间。
呼唤多元主体，四层面像打酒驾那样打假
根据《2015年度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打假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网购假货平均值为1.58%。电商平台的打假尚有数据可循，而对于线下实体，制假售假的规模更难以统计。严格意义上，电商假货是一个伪命题，第三方平台不可能设置产品准入的审查，只要有假货存在，就可能流入电商平台。平台的治理有滞后性，在如此大规模的黑色产业链面前，仅仅依靠电商平台的孤军奋战更是杯水车薪，真正做到像打酒驾那样打假需要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1、 政府层面，立法约束
从欧美日本等国的经验莱卡，政府力量配合市场机制在杜绝假货的系统中发挥着最重要的力量。其中法律法规的更新至关重要，立法约束契合实际，同时加强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对制假售假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和处罚。做到严立法，严执行，常查处，形成法律和执行上的有效监督机制。
2、 平台层面，信息监察
执法部门和电商平台进行信息对接，通过假冒商品流向数据，提高执法效率，对于售假制假进行精准打击。以阿里「大数据打假联盟」为例，采用定向邀请制，首批入盟的成员包括Dulux、LV、施华洛世奇等约20个品牌。而在支持部门的名单之中，包括浙江、山东、河南在内的全国各制造业大省的公安、打假总队、质检部门等。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打通信息孤岛，让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
3、 品牌层面，深度协同
品牌也就是「权利人」，在打击制假售假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前不久，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商业合规调查总监沈实现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货值高达8.27亿元的案件，作为权利人，他解决了最重要的一环——如何确定假货。但在很多案件中，由于品牌权利人的参与程度不高、假货鉴定流程缓慢，执法机关很难认定涉案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而拖延整个案件的调查进度。阿里巴巴所倡导的执法机关、平台、权利人深度协同、合作打假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三方沟通协作的效率，使打假更有效率。
4、 个人层面，根本杜绝
最后，是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普及。在个人层面，扭转消费观念，除了能够识别真假，更要支持正品，支持真货。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有从个人意识层面做到人人抵制假货，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社会对于假货的零容忍、零市场。
「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阿里是提倡者，也是践行者。在商业巨头的推动下，将掀起新一轮全社会打假的浪潮。而更客观的来看，互联网本身或者电子商务本身并不产生假货，打假不仅是平台的事。就像全社会抵制治理酒驾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势必需要线上线下联动治理，平台、网商、大中小厂商、政府、行业协会乃至每一个消费者，只有多元主体发挥合力、参与共治，才能共建一个更美好的现代商业文明。
